装束复原：剑佩铿锵之汉家本色 ――汉代佩剑风气与尚武精神浅谈 ... ...

美玉生磐石，宝剑出龙渊。帝王临朝服，秉此威百蛮。

​​文/刘在涛

西汉佩剑男子装束复原西汉佩剑男子装束复原

    剑是先秦三代以来一直广泛流行的两刃短柄格斗兵器，伴随著汉初青铜剑的迅速淘汰，铁剑迎来了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汉铁剑继承了东周青铜剑、战国铁剑的样式并有所发展，铁剑变得更为窄长，击刺性能大为增强，从防检非常的自卫性武器转变为杀敌致果的攻击性武器。汉初，百废待兴，人心思定，然而汉人并没有因为国家逐渐安定下来而丧失了尚武精神，剑不但是西汉军队的主要短柄格斗兵器，而且佩剑的风气在高层和民间仍然流行甚至更为发扬。

    剑在汉朝因为高祖斩蛇起义而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西京杂记》中说，“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帝斩白蛇剑。剑上有七朵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 说明汉朝皇帝的传国之宝，除人们熟悉的传国玉玺之外，还有这口斩蛇剑。

汉高祖刘邦常言提三尺剑而得天下，斩蛇剑已成传国之宝，剑对汉朝就有著特殊的意义。曹植诗：“美玉生磐石，宝剑出龙渊。帝王临朝服，秉此威百蛮。”皇帝佩剑凸显出无限威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佩剑风气在汉代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西汉佩剑男子装束复原西汉佩剑男子装束复原

    汉朝专门有个机构叫做尚方，专门执掌製造皇帝御用刀剑等玩物。皇帝御用剑出自尚方，因为被称为尚方剑。人们熟知的改进造纸术的蔡伦，曾任尚方令，就是专门负责监製皇帝所用之尚方宝剑的。西汉成帝时，朱云上书：“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馀。”佞臣是指帝师张禹。朱云请皇帝赏赐尚方剑诛杀佞臣，虽终究也未得其请，然则其时尚方剑作为权力的象徵是毫无疑义的。自汉始，后世皇帝赐大臣尚方剑，就象徵赋予生杀大权了。这就是“尚方宝剑”的来历。

    皇帝以下皆好佩剑，因此，皇帝常把剑作为赏赐的礼物。如《汉书》和《后汉书》记载，汉文帝曾赐卫绾六口宝剑，汉昭帝曾赐刘胥“钱二千万，黄金二百斤，剑二，安车一，乘马二驷”，汉宣帝曾赐呼韩邪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 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穀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汉和帝曾赐于除鞬单于“玉剑四具，羽盖一驷”。其中皆有赐剑的记录，以礼单中与剑并列的其他几样礼品的价值来衡量，可见剑的分量不轻。

西汉佩剑男子装束复原西汉佩剑男子装束复原

    汉人的佩剑礼仪甚至上升到制度层面。《晋书》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在此，“朝”非特指上朝，也应指百官坐堂听事或百官之间的拜会。《开元礼仪纂》载：“汉制，朝服带剑。”周迁《舆服杂事》载，“汉仪，诸臣带剑，至殿阶解剑。”虽然自天子至于百官都佩剑，但汉承秦制，在朝堂之上大臣一般是不允许佩剑的，不过也有特例。首开先河者是萧何，因在创建西汉政权中论功为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大臣在朝堂之上佩剑是象徵著地位之尊崇，唯有居功至伟或大权独揽者方可为之。自萧何之后直到汉末，才又有臭名远扬的董卓特许剑履上殿，董卓是因缘际会凭藉兵威而窃取朝政大权的，当权其间废立皇帝，残暴不仁，权倾朝野。

    汉朝官吏互相见面，可以佩剑亦可不佩剑，但也有严格规定必须佩剑的，比如汉武帝时，魏相作为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诸吏带剑，而且规定必须带剑才可以奏事。没带剑的，得先借剑而敢入奏事。当时可能受了延续战国时期“带剑不能见至尊”的传统的影响，有的世俗观点认为地位低的见地位高的应该自觉解下宝剑以示尊重，当然不解剑也应无不妥。但若强制解剑，则有轻侮之意。西汉名臣隽不疑未发达之前，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去谒见暴胜之。暴胜之的门下让隽不疑解剑才可进门，隽不疑拒绝道，剑是君子武备，用来防身的，不能解剑，大不了我回去就是了。暴胜之听说后，赶紧开门迎入，言谈中感觉隽不疑确有才学，乃举荐隽不疑为青州刺史。所谓櫑具剑，是造型壮大的木摽、首为装饰的剑，现有实物藏于大英博物馆。汉末，有位侍御史叫做扰龙宗向董卓彙报工作时没有解剑，董卓为了树威，故意找碴，当即就把扰龙宗打死了。其实扰龙宗不解剑也并没有礼仪上的问题，只是习惯于作威作福的董卓把自己当作了至尊。

西汉佩剑男子装束复原西汉佩剑男子装束复原

    不只是官僚上层和士人流行佩剑，就算普通老百姓也喜爱佩剑，甚至有的因为热衷于佩剑而影响农业生产。

    《汉书·循吏传》记载了一则卖剑买牛的故事：（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

    龚遂曾辅佐刘贺，刘贺被霍光废掉时龚遂受了牵连，汉宣帝时得以起複。龚遂发现齐地风俗奢侈，不爱从事农业生产，还有不少喜欢佩带刀剑的，便要求他们把刀剑卖掉，然后购买耕牛和牛犊，从事农业耕种，人们生活逐渐富足起来。

    汉人喜爱佩带长剑。限于材质，青铜剑不能做得太长，否则太脆容易折断，秦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90多釐米，基本达到了青铜铸剑的长度极限。铁剑就不同了，因为韧性及延展性较好，铁剑在保持强度的同时可以做得更长，从出土的实物来看，汉代铁剑一般在80－120釐米之间，广州南越王墓曾出土一口长达146釐米的剑，这在出土的剑中迄今已知是最长的。在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陶俑中，有不少是佩剑的，只不过是把剑直接画在俑身上，这些剑基本上都是双手长柄剑，从剑长与身高的比例来看，剑长约为120釐米左右，剑鞘上有红色或黑色的彩绘，剑柄的装饰也各不相同，有平续缠绕的，有缠出柄箍形状的，也还有的疑似是包的鲛鱼皮，还有的可能是套有多个金属环。另据《汉书》记载，刘秀曾赐给冯异七尺玉具剑，广川王刘去因仰慕古代勇士，曾製作七尺五寸剑佩服，汉七尺五寸相当于现在170多釐米，这是记载中最长的佩剑。

    那麽汉人的佩剑，仅仅是一项佩饰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东周至两汉，是我国历史上击剑最为盛行的时代。西汉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刘迁，喜爱击剑，且自以为无人能敌，听说郎中雷被善于击剑，就要求比剑，雷被儘管一再辞让，还是误中太子，差点招来杀身大祸。看来西汉的雷被也确实是剑术高手，而刘迁儘管水准不太高，但也不失是一位尚武的贵族少年。在史书中还常可以看到某人“好击剑”、“学击剑”这样的记载，如西汉东方朔“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尹翁归“喜击剑，人莫能当”，汉末田畴“好读书，善击剑”，崔琰“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曹丕“善骑射，好击剑”，曹彰“好乘汗马击剑”等，不一而足。这里说的“击剑”是指我国古代以剑实战的击刺技术。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陶俑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陶俑

    因为击剑的兴盛，汉代已形成了成熟的剑术理论，如《汉书·艺文志》记录了一本名为《剑道》的书，共三十八篇，可惜已亡佚；因为学剑者众多，也相应出现了一些剑术名师，形成了一定的师承关係，如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精熟。”也就是说，史阿学剑于王越，曹丕学剑于史阿，从而掌握了全国剑法最高的“京师流派”的击剑技术。可见，击剑是佩剑者普遍学习且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佩剑之风的养成，决非是叶公好龙之举，而是尚武精神的直接外在体现。

    在流传至今的汉代画像石中，动感十足、张弛有度的击剑比武的场景亦是屡见不鲜，其中所描绘的执剑人物形象，有以短入长者，也有以剑对剑者，还有剑与钩镶所搭配使用者。这些画面正是当时社会中人们佩剑、击剑风气盛行的生动写照。

河南邓县汉墓画像砖河南邓县汉墓画像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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