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佩事件与“纱袋”

   明代举行重大朝会时，皇帝身穿冕服，大臣则穿朝服，均依制度于革带两侧悬挂玉佩一对，玉佩由多枚形态不同的玉饰件和成串玉珠组成，如帝王后妃玉佩的玉饰件有：珩一件、瑀一件、琚二件、玉花一件、冲牙一件、璜二件、玉滴二件（顶端另有金钩用来悬挂）。珩及各玉饰之间用穿有玉珠的五组丝线进行串连 ，珩、瑀、玉花、冲牙的两面都饰有描金云龙或云凤、云翟纹样（图1）。文武官玉佩的玉饰件则要少一些，《大明会典》记载的嘉靖八年定制为：“一如诗传之制，去双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用药玉。”所谓“去双滴”即不用玉滴，“二珩”并不是指玉佩上部的玉珩，而是说中部的玉花，有一对故言“二”（图2）。

    当身体活动时，玉璜或玉滴会因摆动而撞击冲牙，发出清脆的叮当之声，所以明人又将玉佩称作“玎珰”或“丁东”。沈德符云：“凡大朝会时，百寮俱朝服佩玉，殿陛之间，声韵甚美（图3）。”

图1、玉佩各组件示意图

图2、《大明会典》中的文武官玉佩插图

图3、《徐显卿宦迹图》局部

    嘉靖时，有一次明世宗穿冕服升殿，尚宝司卿谢敏行为捧宝官（手捧“皇帝奉天之宝”），照惯例与皇帝走得很近，大概迈步幅度较大，导致玉佩“飘摇”，突然与世宗的玉佩纠缠到一起，无法松脱，场面极为尴尬，谢敏行吓得不轻，立刻跪地请罪，随侍的内官上前帮忙才将二人玉佩解开。谢敏行两腿发软，跪着起不来，明世宗似乎不是很生气，让内官把他扶起来，赦免了他的罪过。谢敏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八月因九年秩满由尚宝司司丞升任尚宝司卿，因此这件事应该发生该年之后，到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谢敏行又因满九年而从尚宝司卿升为太常寺少卿，办事如故。

    玉佩勾连事件看来没有对谢敏行本人造成太大影响，但明世宗内心其实还是很在意的，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尴尬事故，世宗下诏要求所有官员都制作“佩袋”，穿朝服、祭服时将玉佩装在袋内，使之无法摆动。佩袋用透明的红纱制成，收纳和悬挂玉佩时确实方便不少，但从此之后，殿堂上就再也听不到叮当响亮的“清越之音”了（图4）。

    不过在举行祭天典礼时，太常寺的官员因在郊庙间往来趋走，为取铿锵之声增加气氛，祭服上不使用佩袋，于是又导致了一次严重事件。

图4、画像上的红纱“佩袋”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明神宗前往南郊祀天，内官们不能跟随皇帝一同行礼，故由太常寺丞董弘业随明神宗登坛，侍仪进爵。董弘业的玉佩不知何故被一旁鼎耳挂住，无论怎么用力都无法挣脱，此时周围没有内官可来帮忙，董弘业仓皇无措，只好用牙齿将玉佩上贯穿玉饰的丝绳生生咬断，典礼才得以继续进行。在董弘业挣扎齿啮的过程中，皇帝只能站在寒风里干等着，而丝绳既断，玉珠、玉饰等组件自然要散落一地，在这样重大的典礼中，祠官如此狼狈不堪，明神宗的心情可想而知。

    祭天结束之后，神宗余怒未消，他斥责郊祀引礼官“转动失仪”、赞礼官“声不接续”，令太常寺丞董弘业夺俸、赞礼包遇学停粮各半年，太常寺卿裴应章等也承担相应责任，被罚俸一月。第二年考察时，又以董弘业年老为由，让其致仕回家。但之后的郊祀典礼，太常寺官员仍然遵从旧制，并不使用佩袋。明前期太常寺卿常选用道士充当，如英宗时的蒋守约、李希安和孝宗时的崔志端等，盖其“娴习科仪，进止合节”，嘉靖之后，则授官止太常寺丞，董弘业便系起家道士者。

    明代文献只提到官员朝、祭服使用佩袋，并没​有帝王冕服、皮弁服或后妃礼服使用佩袋的记载，在发掘明神宗定陵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有了答案。定陵出土了玉佩七副（十四件），四件置于神宗棺内，其余均放在随葬器物箱中，这些玉佩分别属于明神宗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图5），从出土情况观察，每件玉佩原本都装在一个黄色纱袋内，顶端金钩露在袋外，袋口用丝线缝合。比较遗憾的是，这些纱袋都全部朽烂，仅留痕迹，但由此可知，明代后期皇帝、皇后的玉佩也是使用佩袋的，官员用红纱袋，帝后则用黄纱袋。

图5、定陵出土的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