撷芳主人：明代的帽顶、帽珠与帽缨

  帽顶又称顶子，是男子冠帽顶部的一种装饰物（帽下则垂帽珠），流行于元代蒙古贵族间，明初仍延续其制，帝王官员都可以使用。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朝廷对官员庶民的帽顶、帽珠材质作出了具体规定：

    职官一品二品……帽顶、帽珠用玉；三品至五品……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品至九品……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庶民……帽不用顶，帽珠许用水晶、香木。

    帝王的帽顶则常用大块宝石作为嵌饰，《南村辍耕录》卷七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有本土巨商卖给官府一块产自回回的大红宝石，重约一两三钱，估价为中统钞一十四万，被成宗镶嵌在帽顶上，此后的几代皇帝“相承宝重”，每年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等重要场合，都要戴着这枚红宝石帽顶。

    梁庄王墓出土的帽顶中有四件为金镶宝石帽顶（编号为棺：28、31、35和后：96）,其中金镶无色蓝宝石帽顶（棺：28）通高7.5、直径4.8厘米，下部为金镶宝石五重瓣一覆一仰莲花形底座，覆莲瓣上有椭圆形大金托五个，存嵌宝石四颗，计红宝石一颗、蓝宝石三颗，仰莲瓣上有五个小金托，各嵌小红宝石一颗，座顶端镶嵌硕大无色蓝宝石一块，用金丝固定，蓝宝石顶部及金质底座上原本应镶有珍珠，现已无存（图1）。

图1、金镶无色蓝宝石帽顶

    金镶淡黄色蓝宝石帽顶（棺：31）、金镶蓝宝石帽顶（后：96）与前件形制大致相同，都由镶宝石的金质莲花形底座与大块宝石顶饰组成，细部造型稍异（图2、图3），而金累丝镶宝石帽顶（棺：35）仅存底座，顶端宝石已佚。明宣宗、宪宗行乐图里，皇帝所戴宝石帽顶与梁庄王墓实物十分接近，对比元代皇帝画像可以看出，明前期的帽顶基本继承了元代帽顶的标准样式（图4、图5、图6）。​

图2、金镶淡黄色蓝宝石帽顶

图3、金镶蓝宝石帽顶

图4、《明宣宗出猎图》局部（左） 图5、《明宪宗调禽图》局部（右）

图6、《元文宗像》局部

    宫中内官因常随皇帝左右，宝石帽顶自然是不能缺少的，《雍熙乐府》卷五有一支“点绛唇”就唱道：“宝殿朱扉凤墀丹陛，做着个中官职……常傍衮龙衣，穿一套飞仙海马，系一条正透山犀……戴一个镂金厢帽顶鸦鹘石。”虽然唱词袭自元曲，但用来描写明代内官亦无甚不妥（图7）。

    明中期以后，官员的帽上也使用宝石帽顶，明世宗曾赐给严嵩一顶烟墩帽，上有金镶宝石帽顶一座，严嵩特地赋诗为纪：“赐来大帽号烟墩，云是唐王古制存。金顶宝装齐戴好，路人只拟是王孙。”记录严嵩父子被抄家产的《天水冰山录》里列有“帽顶”一项，共计三十五个，除金镶玉帽顶一个和金镶珠帽顶三个外，其余都是金镶宝石或珠宝帽顶，数量最多的是金镶青宝石帽顶，有十三个，其次是金镶红宝石帽顶（五个），另外还有金镶绿宝石、金镶黄宝石帽顶等。这么多的宝石帽顶当然不会全部来自御赐，说明洪武初期确立的帽顶制度已不再严格执行，官员可根据自身财力制作或购买各种宝石帽顶，皇帝将之作为赏赐也反映出朝廷对此是持默许态度的。《金瓶梅词话》里李瓶儿从梁中书家带出的贵重物品中有一件“金镶鸦青帽顶子”，第九十回来旺儿售卖的“金银生活”亦有“帽顶高嵌佛头青”。所谓“高嵌”，正是明后期帽顶的典型特征，如首都博物馆藏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村明墓出土的银镀金镶宝石帽顶，通高9.2厘米，下部仍是覆莲形底座，但莲瓣部分变得宽而圆，高隆如穹顶，莲瓣内饰有宝相花图案和“唵嘛呢叭弥吽”六字真言，莲瓣上方有翔云托着一颗椭圆形金珠，金珠之上又有六棱橄榄形小柱，柱顶为覆仰小莲瓣，镶嵌红宝石一块。整件帽顶的底座自下而上层层叠累，宝石危立于顶端，《词话》用“高嵌”二字形容真是再贴切不过（图8）。

    元代至明初样式的金镶帽顶和明后期出现的“高嵌”式帽顶均被清代继承，前者用作吉服冠的冠顶，后者则用作朝冠的冠顶（图9、图10）。

图7、《王琼事迹图·经略三关》局部

图8、银镀金镶宝石帽顶

图9、清 金镶东珠皇帝吉服冠顶

图10、清乾隆 银镀金镶红宝石朝冠顶

    梁庄王墓中还有金镶宝石嵌玉帽顶二件（编号为棺：32、33），通高6.3-7厘米，下部是椭圆形单层八重瓣覆莲形底座，每片莲瓣上都有金托镶嵌红宝石、蓝宝石或绿松石等，上部各镶白玉镂空雕龙纹顶饰一件，一为龙穿花纹，一为云龙纹，皆带有明显的元代风格（图11、图12），尤其是龙穿花顶饰，与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镂雕龙穿牡丹青玉顶的造型、纹饰基本一致（图13），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梁庄王墓的帽顶或许是元人旧物。龙穿花帽顶（棺：32）在底座的后端另缀有如意云头形金片，上连两根金质圆形短管，管内可插翎羽（图14）。

     元人素来珍爱玉帽顶，《南村辍耕录》卷十五说河南王卜怜吉歹出游郊外，因天热易凉帽，左右捧笠而侍，被大风吹堕石上，打碎了笠上镶的“御赐玉顶”，卜怜吉歹毫不介意，笑着说：“是有数也。”卷二十三又记某旅邸有一客身穿刺绣衣服，头戴“琢玉帽顶”，打扮光鲜而仅着皮履，实为江湖巨盗。成书于高丽末期的汉语会话读本《朴通事谚解》里写到两个“舍人”的打扮，其中一人头上戴着“江西十分上等真结综帽儿，缀着上等玲珑羊脂玉顶儿，又是个鹚䳓翎儿”，帽顶用羊脂玉玲珑透雕，又插着鹚䳓翎，其形制当与梁庄王的白玉龙穿花帽顶相近。

图11、金镶宝石白玉镂空龙穿花帽顶

图12、金镶宝石白玉镂空云龙帽顶

图13、镂雕龙穿牡丹青玉顶

图14、明《出警图》局部

    虽然明初制度规定一品二品官员帽顶用玉，但考古发现的此类实物并不太多，传世的元明玉质帽顶大多被改作其他用途，如镶嵌在香炉盖上，成为了“炉顶”。文震亨《长物志》卷七“香炉”条云：“炉顶以宋玉帽顶及角（甪）端、海兽诸样，随炉大小配之，玛瑙、水晶之属旧者亦可用。”文震亨认为玉帽顶系宋人之物的看法在当时并非个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对此记录甚详：

    近又珍玉帽顶，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价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盖上嵌饰也。问之，皆曰此宋制，又有云宋人尚未办此，必唐物也。竟不晓此乃故元时物。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载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尝见有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当时俱西域国手所作，至贵者值数千金。本朝还我华装，此物斥不用。无奈为估客所昂，一时竞珍之，且不知典故，动云宋物，其耳食者从而和之，亦可哂矣。

    元代至明初的玉帽顶大小适中、碾琢精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用作鼎炉盖纽的确非常合适，故为晚明士人所珍视，商人为了抬高价格，便号称是“宋物”，浅识者人云亦云，乃至有说成“唐物”者。沈德符虽然知道是元人的帽顶，却说“本朝”斥而不用,可能和士庶“帽不用顶”有较大关系，明代举人、监生等都戴大帽，但并不装帽顶，普通人看到帝王或一二品官员佩戴帽顶的机会也不多，因此各式精美的玉帽顶在大部分明人看来就显得十分陌生了。

    炉盖镶玉顶的做法到清代依然盛行，清宫旧藏的大量鼎簋香炉上都配有镶嵌玉顶的木盖，这些玉顶既有元明两代遗物，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后世的仿制之作。内蒙古博物院曾征集到一件元代金镶玉帽顶，下部是金嵌宝覆莲形底座，上部为白玉镂雕鸳鸯荷莲纹顶饰（图15），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代木盖上，相同题材的玉顶已经成为了盖纽（图16）。明代益宣王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鸳鸯荷莲纹白玉顶，江西省博物馆后定名为“玉纽”，这件玉顶放置在益宣王的棺内，周围并未发现香炉或木盖等物，可以断定它原本是作为帽顶随葬的（图17）。

图15、金镶玉帽顶

图16、清玉顶木盖

图17、鸳鸯荷莲纹白玉顶

    帽珠悬挂于帽下系带处，在元人口语里又被称作“珠儿”，高丽末期另一汉语会话读本《原本老乞大》提到了帽珠、帽顶的搭配：

    头上戴的帽子，好水獭毛毡儿、貂鼠皮簷儿、琥珀珠儿、西番莲金顶子，这般一个帽子结褁二十锭钞。又有单桃牛尾笠子，玉珠儿、羊脂玉顶子，这般笠子通结褁三十锭钞有。又有裁帛暗花纻丝帽儿、云南毡海青帽儿、青毡钵笠儿，又有貂鼠簷儿皮帽，上头都有金顶子，又有红玛瑙珠儿。 

    玉帽顶配玉帽珠，金帽顶则适合各种材质的帽珠，这些搭配习惯对明初帽顶、帽珠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书中还记有“烧珠儿五百串、玛瑙珠儿一百串、琥珀珠儿一百串、玉珠儿一百串、香串珠儿一百串、水精珠儿一百串、珊瑚珠儿一百串”等，这些成串的珠儿大都是用来制作帽珠的材料。

    明代帽珠的形制与元时差别不大，通常由枣核形大珠和圆形小珠相间串连而成。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不久的明仁宗将部分先帝冠服遗物赠给弟弟汉王朱高煦，内有黑毡直檐帽一顶，上配金钑花帽顶和茄蓝间珊瑚金枣花帽珠一串。从名称推测，帽珠应为茄蓝（伽南香）制成，枣核形，用金丝镶嵌，并以珊瑚制成的小珠间隔，和元宁宗画像上的帽珠样式相同（图18）。马欢《瀛涯胜览》说南浡里国西北海内有一平顶峻山名帽山，“其山边二丈上下浅水内生海树，彼人捞取为宝物货卖，即珊瑚也，其树……根头大处可碾为帽珠器物”。鲁荒王墓出土了一条明初帽珠实物，据发掘报告描述，帽珠系果核及红色珊瑚珠各十二颗相间串成，核珠为六棱形，长2厘米，对角直径1.7厘米，棱脊上各附一条双股拧成的金线（图19）。鲁荒王墓有三顶直檐式“笠帽”，这串帽珠原本应缀在其中一顶上，后因穿绳朽坏而脱落。山西博物院藏宝宁寺水陆画和即墨市博物馆藏蓝氏祖先像上都绘有戴直檐帽、垂挂帽珠的男子形象（图20）。

图18、《元宁宗像》局部

图19、鲁荒王墓出土帽珠

图20、明代蓝氏祖先像局部

    明代中期以后，男子的帽上就不再装饰帽珠了，究其原因，应与朝廷的干预有关。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十二月，礼部尚书胡濙等上奏：

    向者山东左参政沈固言：中外官舍军民，戴帽穿衣习尚胡制，语言跪拜习学胡俗，垂缨插翎、尖顶秃袖，以中国之人效犬戎之俗，忘贵从贱，良为可耻……今山东右参政刘琏亦以是为言，请令都察院出榜，俾巡按监察御史严禁。

    奏文所言“垂缨插翎”即指帽珠和饰有翎羽的帽顶，古人将冠下的系带称为“缨”，《说文解字》云：“缨，冠系也。”《释名》：“缨，颈也，自上而系于颈也。”明代冕弁梁冠上都有缨，不过已经成为礼仪性的组件，并不承担系冠的功能，只是虚悬于颔下，帽珠与此相似，故以“垂缨”代指。胡濙等官员认为这些沿自前代的冠服元素都属于“胡制”，希望朝廷严令禁止，该建议获得明英宗的批准，此后帽珠便逐渐从明代男子的冠帽系统中消失了。

    元代的笠帽和帽顶、帽珠还曾传入朝鲜半岛，对高丽及朝鲜王朝服饰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人也将帽珠视同冠缨，称作“笠缨”或“缨子”，《朝鲜王朝实录》就提到过玉缨、珊瑚缨、水精缨子、琥珀缨子等多种材质的笠缨。明朝政府关于帽珠的禁令没有波及朝鲜，但因明人已不用帽珠，使得后来的朝鲜人认为笠缨并非“华制”。朝鲜官员庆世昌曾对朝鲜中宗说：“臣尝见《臝虫录》, 唯我朝有笠缨，笠缨非中朝制也，华人讥其颔下垂珠，中原人造笠缨, 为我国也……以无用之物而滥施高价，请废其制。”中宗则认为：“笠缨虽非华制，我朝不遵华制者颇多，不必尽改也。”这段对话的时间是正德三年（1508年），距帽珠禁令的颁布已过去六十余年，明初男子帽下垂珠的情形被人们彻底忘记了。

    朝鲜虽呼帽珠为缨，但除前引胡濙等人奏文用“垂缨”代指帽珠外，元、明文献中很少有称帽珠为“缨”的，这是因为元代笠帽上还有一种特别的饰物——红缨，其制类似马膺前所垂繁缨，将红缨固定在帽上的事件叫“压缨”，如《原本老乞大》里有“红缨一百颗”和“压缨儿一百副”，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赐给瓦剌可汗脱脱不花的冠服中有金嵌宝石绒毡帽一顶，包括“金钑大鹏压缨等事件”、“伽蓝香间珊瑚帽珠”等。《明太祖实录》记载了一个太祖早年的故事：

    （太祖）复假寐，俄有蛇缘上臂……上视之，蛇有足，类龙而无角。上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则栖我帽缨中。’蛇徐入绛缨中，上举帽戴之，遂诣敌营，设词喻寨帅，寨帅请降，乃还师……上归喜，因忘前蛇，坐久方悟，脱帽视之，蛇居缨中自若……人咸以为神龙之征。

    所谓“神龙之征”显然是刻意神化朱元璋，不过对帽缨的描述还是非常清楚的，正因“绛缨”装在帽的顶部，故须脱帽方能视之。缀缨之帽在元代或明初绘画里多有表现，陕西省蒲城县洞耳村元墓壁画和国家博物馆藏《卢沟运筏图》描绘的各式男帽都饰有红缨（图21、图22），实物可见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一顶男帽，顶部尚存留一束深色的帽缨，只是后期修复时将帽珠误置于帽缨之上（图23）。

图21、蒲城县洞耳村元墓壁画“堂中对坐图”局部

图22、《卢沟运筏图》局部（@动脉影 摄）

图23、元 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男帽

    明代大部分巾帽不缀帽缨，但军士的毡帽、头盔上依然保留着，俗称“盔缨”（图24）。《金瓶梅词话》第八回写潘金莲一手撮下西门庆的帽子丢在地上，王婆慌忙拾起，见是“一顶新缨子瓦楞帽儿”，第五十二回陈经济身着玄色练绒纱衣，脚下凉鞋净袜，头上“缨子瓦楞帽儿、金簪子”，在瓦楞帽上缀“缨子”，倒是延续了一些元人风格，只是这种装饰已不像元代那么普遍了（图25）。

图24、明《入跸图》局部

图25、蒲城县洞耳村元墓壁画上各式缀红缨的笠帽

    帽缨、盔缨的出现也让后人对文献里的系冠之缨产生了误解。刘向《说苑》卷六复恩篇里有一条“绝缨会”的故事：

    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缨持之，趣火来上，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缨，而上火，卒尽欢而罢。居三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奋，首却敌，卒得胜之，庄王怪而问……对曰：“臣当死，往者醉失礼，王隐忍不加诛也……常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久矣，臣乃夜绝缨者。”遂败晋军，楚得以强。

    小说《东周列国志》亦提到这个情节，并将该臣姓名写作唐狡（明传奇《摘缨记》则云蒋雄）。“绝缨会”之冠缨本为冠下系带，但在后来的戏曲、影视中，大都误作盔帽之缨，如京剧《摘缨会》，唐狡盔额处缀有一立笔状红缨，纠缠时被许姬用手拔下（图26）。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可能考虑到盔顶饰红缨与时代背景不符，就改用一对雉翎来代替（图27），完全忘记了“缨”的本义。

图26、京剧《摘缨会》

​​​​图27、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