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暑假和同学逛书城时买到一本《中国服装史》（黄能馥、陈娟娟两位前辈编著），书中引用的图像资料相当丰富，在第九章明代服饰艺术部分，第一次看到了出自《中东宫冠服》的插图，由于印刷质量的缘故，图像细节并不清晰，当时没有过多留意它们，完全想不到十多年后会有幸参与这套古籍的整理编辑工作。 该书现收藏于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故宫博物院则藏有复印本六册，分为文字和插图两个部分，文字部分是对明代后妃诸王等冠服制度的介绍，首章为《中宫冠服》，次章为《东宫冠服》，以下依次为《亲王冠服》、《世子冠服》、《郡王冠服》、《东宫妃冠服》、《皇妃冠服》、《亲王妃冠服（世子妃服同）》、《公主冠服》、《郡王妃冠服》、《郡主冠服》，以首、次二章之名而称此书为《中东宫冠服》。插图部分系各章文字所述冠服的彩绘配图，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插图（如仪仗）不属于以上冠服文字介绍的范围，因此2015年正式出版时根据全书内容定名为《明宫冠服仪仗图》。
实际上书中的图文分别来自两部典籍，其一是大部分的冠服文字和插图，与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十·冠服一》之“皇帝冕服”到“郡主冠服”中的“永乐三年”制度基本一致，所占篇幅最多，保存相对完整，但没有书名（姑且称作《冠服图》）；其二是军礼（大射）、冠服、仪仗（旗帜）等内容的彩图和文字，均出自《大明集礼》，分别对应明刊本《集礼》卷二的疏布巾幂插图、卷三十五“军礼三·大射”部分插图、卷四十“冠服图”、卷四十三“仪仗”自皂纛、大豹尾到轸宿旗的文字和插图。 后期审稿时，我个人的意见是将两部典籍的内容各自分卷，但编委会考虑到全书以冠服为主，为了方便研究，最后采用折中方案，仍将《大明集礼》的冠服图文与《冠服图》放在一起，但单独列为第一部分，称作“明洪武年冠服图”，《冠服图》则按《会典》称为“明永乐年冠服图”，二者合为“冠服卷”，其余属于《大明集礼》的内容放入“吉礼卷、军礼卷、仪仗卷”中。 《大明集礼》和《冠服图》的成书均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开国之君，明太祖在位期间一直致力于典章制度的创建与修订，丘濬《大学衍义补》云：“开国之初，太祖皇帝不遑他务，首以礼乐为急，开礼、乐二局，征天下耆儒宿学，分局以讲究礼典、乐律，将以成一代之制。”清世祖也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因此洪武时期对冠服制度的增删调整也是最为频繁的。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应天府钟山之阳大祀天地，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此时元顺帝还在大都，新生的明政权迫切需要突出自身的合法性，明太祖多次下诏，一方面强调华夷之别，使元朝成为理应被推翻的对象；另一方面，频频提到“宋运既终”，告知天下人，大明是“荷上天眷顾”的新王朝，并非为赵宋复国，而刘福通、韩林儿的“大宋”政权更是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二月十一日，太祖宣布“复衣冠如唐制”，明政府在建国后仅一个月便颁行了第一份冠服方案： 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这套方案应是明太祖的授意，内容较为简单，也并非全遵“唐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争取民心，希望全国军民紧密团结在大明朝廷周围，彻底抛弃元朝的“胡俗”，恢复“中国衣冠之旧”。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庙、社稷、诸神，各有所用，请制之。”按照《周礼》的设计，冕服有六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祭群小祀则玄冕。”之所以称作“五冕”，郑玄的说法是：“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盖无旒，不联数也。”唐初武德时期的《衣服令》制定了皇帝六冕，但高宗显庆元年、玄宗开元十一年，两度罢大裘冕，衮冕以下的四冕皇帝也不复施用，大臣则按品级使用衮冕、鷩冕、毳冕、絺（绣）冕、玄冕五种冕服。宋代官员依然可以服冕，只是使用范围已大为收缩，变成由官方配发、事毕收回的公用祭服。在辽、金、元民族政权里，群臣彻底失去了服冕的资格。陶安等人根据明太祖复唐制、去胡俗的指示，提出制定“五冕”的建议，大概是想趁这个机会让皇帝备齐各种冕服，然后按唐宋旧制“分享”给臣下，恢复官员穿着冕服的待遇，但这必然会触碰到明太祖“君尊臣卑”的底线，所以他们把话说得十分含蓄。太祖或许看穿了儒臣们心里的小算盘，又或许对这些琐碎的礼制细节没多少兴趣，总之他明确地表示：“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毫无商量的余地，群臣也很知趣，此后再没有人提出类似的建议了。丘濬不无遗憾地感叹：“古者自天子以下至于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数，以次而杀……今世冕服，惟天子及亲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无有也。”
洪武元年闰七月，元顺帝携后妃、太子从大都出逃。八月，徐达率明军进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各地反抗势力也陆续被消灭，明政权得到巩固。十一月廿七日，明太祖下诏“定乘舆以下冠服之制”。“乘舆”指皇帝，乘舆以下冠服包括从皇帝到皇后、皇妃、皇太子及妃、诸王及妃、公侯伯、文武官员、命妇的朝祭之服。 负责此事的官员们将历代冠服制度进行了梳理，一一列出，最后附上拟定的“国朝”方案，呈交皇帝审阅。这套方案主要以唐、宋制度为参考，又兼顾了现实因素，明太祖非常满意，只对个别细节稍作修改，其余均从所议。 这套皇帝后妃至官员命妇的冠服方案和之前颁布的士民乐户冠服方案，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服饰体系：
洪武二年八月，明太祖敕中书省令天下郡县选取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礼送至京，与儒臣们一起修纂礼书，以定一代之典。到洪武三年九月，礼书告成，该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为纲，下列子目，制度名数，纤悉备具。太祖特赐书名为《大明集礼》，下诏颁行，但并未刊印。直到嘉靖八年，礼部尚书李时等奏请刊布，才将此书付梓。次年六月刻《大明集礼》书成，明世宗亲制序文。 嘉靖刊本《大明集礼》第三十九卷和四十卷为“冠服”与“冠服图”。卷三十九“冠服”是文字部分，在总叙以下列有乘舆冠服、皇太子冠服、诸王冠服、群臣冠服、内使冠服、侍仪舍人冠服、校尉冠服、刻期冠服、士庶冠服、皇后冠服、皇妃冠服、皇太子妃冠服、王妃冠服（公主同）、内外命妇冠服、宫人冠服、士庶妻冠服等。其中，乘舆（皇帝）、皇太子、诸王、群臣、皇后、皇太子妃、皇妃、王妃、内外命妇的冠服为洪武元年十一月所定；内使冠服为建国前吴元年十二月所定；侍仪舍人、校尉、刻期冠服为洪武二年二月增订；士庶、士庶妻冠服为洪武元年二月所定（洪武三年二月修订）。 卷四十“冠服图”是卷三十九文字的插图部分，由于工匠摹刻时不可避免地带入时代元素，很多细节纹饰呈现出典型的明中期特征。 《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集礼》彩色插图，绘制时代应该不会早于刊刻的时间，不仅纹饰风格与嘉靖刻本一致，多处设色也明显乖于制度，如冠服部分，玄衣、绛纱袍领袖缘边与衣身异色便十分可疑，大带应素表朱里、上缘以朱下缘以绿，插图则表里皆白上下都用绿缘，皇后袆衣明明是“深青为质”，却被涂成红色，很可能是对制度文字中“画翟，赤质，五色十二等”的误解。这些都表明绘图者对洪武初年制度的各种细节并不是十分熟悉。当然，这只是根据现存图像作出的推测，最终结论还有待科学手段的进一步检验，不能因为存在很多问题就完全否定《集礼》彩图的价值，只是研究者在利用书中的图像时一定要仔细核对文献，加以甄别，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然而麻烦的是，书里写的也未必全部准确，尤其对于冠服制度的记述，从洪武《集礼》到万历《会典》，编纂时各种“不走心”所带来的问题接连不断。如洪武元年制定的群臣朝服，原拟方案为“赤罗衣、白纱中单，俱用皂饰领缘，裳与衣同，皂缘”，太祖亲自修改为“朝服衣、裳、中单，领缘俱用青”，这个改动落实到了以后的执行中，但《大明集礼》还是抄录的原始方案：“衣赤色，白纱中单，俱用皂领饰缘。赤罗裳，皂缘。”这就与实际执行的制度不符。所以最好能查阅多种文献，互为补充。 《大明集礼》将明朝建国三年以来所定礼制进行了整理汇编，是明初的一部重要文献。但因立国未久，礼制并不完备，各项制度又处于不断补充修改的过程中，《集礼》刚刚编成，便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所以明太祖没有刊行该书，只是收存于秘府，作为自己“文治”的纪念。
此后明太祖“制礼作乐”的热情愈加高涨，对冠服制度开始了频繁的修改。洪武三年十月，太祖重定内使服饰。四年五月，更定命妇礼服和中宫（皇后）妃主常服。十月，定未入流官冠服。五年四月，再次更定品官命妇冠服制度，同时规定了品官次妻和婢使人等所用服饰。十月，定斋郎、乐生、文武舞生冠服，又定在室女子（未笄少女）服饰之制。洪武六年四月，发布一系列规定，涉及品官庶民的衣服、帽顶、帽珠材质，服饰器物纹样的使用等等。 之后的几年间，除了继续修改冠服制度，明太祖还对一些重要礼制做了调整，如改建太庙（洪武九年）、新建社稷坛（洪武十年）、改天地分祀为合祀（洪武十二年）等。 洪武十六年七月，更定冕服之制，这次修改的重点在冕服的细节上，如将纁裳改为黄裳、红罗蔽膝改为黄蔽膝，玄衣画六章改为织六章等，总体形制没有太大变化。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定王世子冠服礼仪。 明太祖称帝时，长子朱标13岁，封为皇太子。洪武三年四月又封诸子为王：二子樉为秦王，三子棡为晋王，四子棣为燕王，五子橚为吴王，六子桢为楚王，七子槫为齐王，八子梓为潭王，九子杞为赵王，十子檀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其中最年长的秦王朱樉14岁，最小的鲁王朱檀出生才两个月，皆封亲王。朱守谦9岁，是太祖的侄孙，被封为郡王。 在洪武元年的制度中，亲、郡王服饰统称为诸王冠服，冕服均用衮冕九章，并无分别，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皇子们年纪尚幼，靖江王朱守谦虽是太祖的孙辈，但比皇六子楚王还年长，与各位亲王并非父子关系，使用同一冠服制度问题不大。郡王用衮冕九章的情况还可以从其他资料中看到，如岐阳世家所藏历代祖先画像里就有陇西王李贞和岐阳王李文忠的冕服像（二人的郡王爵位系死后追封），李贞与李文忠均穿衮冕九章。历史上穿过冕服的帝王官员难计其数，但真正留下来的写实性冕服肖像，目前已知的只有这两幅而已（《历代帝王图》并不算），可惜深锁于国家博物馆的库房中，秘不示人…… 洪武七年，皇太子长子、皇嫡长孙朱雄英出生。八年，晋王长子、皇第二孙朱济熺出生。此后，皇家人丁越来越兴旺。到洪武二十二年，晋世子朱济熺已经14岁，皇第四孙、燕王嫡长子朱高炽（未来的明仁宗）11岁，皇帝的孙辈们渐渐长大，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类政治、礼仪活动中来。王世子和亲王身为父子，显然不能使用同一级别的服饰。之前所封亲王、郡王（包括属国国王）不存在父子嫡庶问题，既同属王爵，服饰上还可含糊一下，而“人伦之大，父子为先”，伦理关系是不能含糊的。王世子并非王爵，用“诸王冠服”显然说不过去，故为其增设“王世子冠服”。世子为嫡长子，地位要高于郡王（亲王的次嫡子和庶子），世子冕服才用衮冕七章，郡王若再按“诸王冠服”使用九章，就说不过去了，所以“郡王冠服”的制定也是可以预见的事。
除了“诸王冠服”带来的问题，明太祖还发现朝臣的衣服“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遂命礼部尚书、国子司业等“参酌时宜、俾存古意”，议定文武官员和耆民、儒士、军人的衣长、袖长等尺寸。 此时的明太祖已年逾花甲，之前所定各项制度，仍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他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来进行零碎修补了，于是，洪武后期最重要的一次礼制修订行动就此展开。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初四日（1391年7月5日），明太祖下诏，令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诸儒臣等，共同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此次改制涉及范围很广，调整幅度也很大，群臣把国初以来的礼制都梳理了一遍，斟酌损益，冠服方面，之前的定制有些继续沿用，有些稍加修改，有些则完全推翻，换成全新的设计。明代官员常服上极具代表性的胸背（补子）便出现在这次改制中，胸背（补子）的主体图案文官用禽，武官用兽，俱与品级对应。【特别说明一点，“衣冠禽兽”一直是个贬义词，指穿戴像人心如禽兽，与官员的补子毫无关系，不要把网络传言当真。】 随后明太祖让吏部和翰林院官员效仿《唐六典》编纂了《诸司职掌》，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书成，正式刊印颁行。
从常理来说，《诸司职掌》应将洪武二十四年所定冠服制度全部收录进去，但查该书“礼部・仪部”之“冠服”篇，列有：皇帝冕服（含皮弁服）、东宫冠服、亲王冠服、世子冠服、文武官冠服、命妇冠服等，仍不见郡王冠服制度，皇帝冕服竟不可思议地退回到洪武元年的方案，皇后、皇妃、王妃等服饰丝毫没有涉及。很明显，《诸司职掌》的冠服篇在编纂时出现了严重失误，并未将洪武二十四年更定的皇帝、后妃、亲郡王及王妃的冠服收入，而是抄录了部分洪武初期的资料。永乐时修《明太祖实录》，记录的洪武二十四年冠服制度又来自《诸司职掌》。种种阴差阳错，导致洪武二十四年所定帝后诸王的冠服内容竟从官方记载中“消失”了。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1398年6月24日），明太祖崩于西宫，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建文帝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试图削夺各藩王的权力，最终导致“靖难之役”。此后，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和燕王朱棣的作战上，无暇顾及冠服制度等事。 建文二年，朝鲜发生政变（第二次王子之乱），朝鲜太祖李成桂第五子李芳远从其兄定宗李芳果手中取得王位，向朝廷请求册封。建文帝为拉拢朝鲜，于建文三年六月正式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李芳远则向朝廷进贡战马三千匹，作为对建文帝的支持。随后李芳远又向朝廷奏请冕服，建文帝应允。建文四年二月，鸿胪寺行人潘文奎持冕服以及建文帝敕书等来到朝鲜。敕书中说： 日者陪臣来朝，屡以冕服为请，事下有司，稽诸古制，以为：‘四夷之国，虽大曰子，且朝鲜本郡王爵，宜赐以五章或七章服。’朕惟《春秋》之义，远人能自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今朝鲜固远郡也，而能自进于礼义，不得待以子男礼，且其地逖在海外，非恃中国之宠数，则无以令其臣民。兹特命赐以亲王九章之服，遣使者往谕朕意，呜呼！朕之于王，显宠表饰，无异吾骨肉，所以示亲爱也。王其笃慎忠孝，保乃宠命，世为东藩，以补华夏，称朕意焉。 敕书里透露出许多信息，如朝鲜请赐冕服，有司认为朝鲜系郡王爵，拟赐“五章或七章服”，而建文帝为示恩宠，特赐“亲王九章之服”。九章为亲王冕服，七章为世子冕服，由此推断，所谓“五章”就应该是郡王的冕服，建文帝忙于削藩平叛，没有制定郡王冠服的举动，因此“五章服”必然出现在建文之前，也就是失于记载但实际执行着的洪武二十四年制度。 建文四年六月，燕王军队进入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朱棣即皇帝位（庙号太宗，嘉靖时改成祖），下诏曰：“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一、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十一月，朝鲜国王李芳远遣使奉表朝贺并贡马匹。永乐元年六月，李芳远又遣使请赐冕服、书籍。 明成祖为向朝鲜国王示恩，悉从所请，再次赐予李芳远亲王级别的九章冕服及王妃珠翠七翟冠、大衫、霞帔等，成祖在早朝时说：“这是他知慕中国圣人之道、礼文之事，此意可嘉。冕服照依父皇旧例体制造，书籍整理给与他。”特别说明了所赐九章冕服是按照洪武时期制度制作的。朝鲜史籍如《世宗大王实录》、《国朝五礼仪》等，均绘制了永乐元年钦赐的九章冕服图，从这些插图中可以看出，明成祖所赐冕服并非《诸司职掌》的“亲王冠服·衮冕九章”，却与《大明会典（万历本）》的亲王冕服“永乐三年定”内容吻合。由此可见《诸司职掌》的记录与实际执行的制度并不一致，同时说明《大明会典（万历本）》中的“永乐三年”也不是制度的制定时间。
查《明太宗实录》，永乐三年十月壬午：“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并《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上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固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改更，即命颁之所司，永为仪式。’” 这里提到的《冕服卤簿仪仗图》系冠服和仪仗类图书的总称，卷帙不明，但与其他书一样，属于“祖宗成宪”，内容应是洪武二十四年所定帝后诸王冠服、仪仗制度，礼部重新整理后进呈皇帝。 像《洪武礼制》等书多涉及官员士民，因此刊印颁行各处，以便执行，而《冕服卤簿仪仗图》只与皇家有关，即使是各地藩王的冠服仪仗也是由朝廷制作后赐予，诸王未经特许不得自制，故该图书没有印行，只是存放于内阁等处，以备皇帝和所司官员查阅，从此成为“内阁秘图”。 嘉靖时，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和群臣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斗争，为了树立权威，世宗开始了又一轮的更定礼乐行动。 嘉靖七年，世宗创制燕弁、保和、忠静冠服。嘉靖八年五月，明世宗发现冕服形制与典章不合，对大学士张璁说：“制有革带之文，今何不见于用？”又说：“观《会典》载，蔽膝用罗，上织火、山、龙三章，并大带缘用锦，皆与今所服不合。”世宗所言《会典》，指的是正德六年颁行的《大明会典》（以下称《正德会典》），其中冠服制度主要参考《诸司职掌》、《大明集礼》等书，因此延续了《诸司职掌》的失误，所载内容和实际执行的方案对不上。张璁对世宗说：“考之《大明集礼》及《会典》，实与古制不异。今乃衣八章、裳四章，故衣常掩裳，然与国朝典籍皆无所见。内阁所藏《图注》，盖因官司织造，循习前代讹谬而然，今订正之，乃是遵复祖制，无有更变。” 张璁和明世宗都是以《大明集礼》、《正德会典》中的记载来对照实际方案，由于《诸司职掌》、《明太祖实录》、《正德会典》都没有记录洪武二十四年修改的帝后诸王冠服，所以张璁说“国朝典籍皆无所见”，但并非真的全无所见，他提到的内阁所藏《图注》，就是永乐三年礼部所进记录了洪武二十四年制度的《冕服卤簿仪仗图》。张璁不清楚《图注》的出处，故认为是负责织造的部门因循前代“讹谬”而弄出的书，违反了洪武初年的“祖制”。就连大学士杨一清等人讨论后也觉得是“司造之官乃徇习近讹，弗谙古义，遂至失真，诚非太祖制作之初意”，并“伏乞圣断不疑，将内阁所藏图画一一更正，勿使因仍旧谬”。明世宗参考洪武初年制度对冕服形制做了很大调整，也就是《大明会典（万历本）》里的“嘉靖八年定”部分。 尽管明世宗和张璁等人对内阁《秘图》并不信任，但礼部官员仍将之作为参考依据，慎重对待。《明世宗实录》记载：
明世宗与张璁以《正德会典》和《大明集礼》的洪武初年制度为准，认为内阁《秘图（图注）》是织造官员私下搞出来的东西，礼部官员作为冠服礼仪制度的实际操作者，则以一直沿用的、内容详细全面的《秘图》为准，认为《正德会典》和《大明集礼》是纂修中过于省略或出现了失误，并要求让史官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明世宗和礼部官员这场“拉锯战”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皇帝冕服等制度按世宗的意思进行了修改，诸王冕服等仍遵从现行的《秘图》方案（即洪武二十四年制度）。
《正德会典》在嘉靖年间两次续修，到万历时重修，于万历十三年完成，十五年刊行。《大明会典（万历本）》的冠服部分则把《诸司职掌》、《大明集礼》中的洪武初期制度和内阁《秘图》的内容、明世宗所定嘉靖制度一并列入，并配上插图。由于不清楚内阁《秘图》的内容制定于何时，就以《明太宗实录》中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的时间为准，标为“永乐三年定”。 所以《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明永乐年冠服图”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冕服卤簿仪仗图》的残本，亦即所谓的“内阁《秘图》”。洪武二十四年修订的帝后诸王妃主的冠服制度，虽因《诸司职掌》等书的编纂失误而不见于官方记载，但原方案一直保存幷被严格执行。靖难之役后，礼部官员又将方案图文汇集成《冕服卤簿仪仗图》，于永乐三年进呈明成祖，并作为“永为仪式”的重要资料收存在内阁。这些冠服仪仗图文被后人称作“秘书”或“秘图”，直到万历时重修《大明会典》，才正式录入官方典籍中。此后，历经改朝换代、社会动荡，《秘图》和《大明集礼》彩图本（很可能是嘉靖时的彩色稿本）等明代“馆阁秘藏”逐渐流散在外。 清初黄虞稷所编《千顷堂书目》里，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尚存于世的明代卤簿仪仗冠服图说等书目，如： 《大驾卤簿图》一册 《中宫卤簿图》一册 《仪仗图》三册 《东宫仪仗图》一册 《亲王仪仗图》一册 《东宫妃及公主郡主仪仗图》一册 《乘舆冕服图说》一册（嘉靖八年缺月，上谕大学士张璁，谓古者上衣下裳不相掩复，今衣通掩其裳，且古裳如帷幔，今止两幅，均非礼制，命更定之，因分十二章，衣、裳各六，璁考自古有虞及周以下之制为说，绘圗以进。） 《乘舆武弁服制图》一卷（上又谓璁，凡乗舆亲征，有类造宜祃之祭，当具载武弁服，令考古制，绘圗以进，璁为之注说。） 《玄端冠服图》一卷（嘉靖七年，上制燕居之冠，曰燕弁服，曰玄端，并深衣、带、履，大学士张璁绘圗为说以进。） 《明制保和冠服图》一卷（嘉靖七年，光泽王奏请冠服之式，上命大学士张璁以燕弁为凖，参考降级，以赐宗室，璁为圗说以进。） 《中宫以下及郡主冠服图说》一卷 《朝服图》一册（文武诸臣朝服、公服、常服衣履带笏之式。） 目录所列《乘舆冕服图说》、《乘舆武弁服制图》、《玄端冠服图》、《明制保和冠服图》都是嘉靖时明世宗更定、创制的冠服方案，目前仅有《玄端冠服图》的清代抄本被发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题作《大明冠服图》，内容为《燕弁冠服图说》和《忠静冠服图说》的合编。而《书目》提到的《中宫以下及郡主冠服图说》一卷，与现存《冠服图》的内容（自《中宫冠服》至《郡主冠服》）基本一致。该《冠服图说》和《卤簿图》、《仪仗图》等均无年代、编著者的说明，很有可能同属于《冕服卤簿仪仗图》，可惜绝大部分今已散佚不传。 残存的《冠服图》后被清代学者高士奇（1645—1704年）收藏，再之后辗转流传，为郑振铎先生所得。定陵发掘报告编写期间，郑振铎将此书借给夏鼐、赵其昌作为参考，《夏鼐日记》还提到：“（1959年3月19日）上午朱欣陶同志来所，取去郑振铎先生旧藏《明代冠服仪仗图》，打算录一副本。”定陵博物馆至今仍收藏着这部精心临摹的副本。文革期间《冠服图》又落到康生手中，文革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康生掠夺文物古籍的专题展览，《冠服图》即为展品之一，故宫遂留下一套复印本，题为《中东宫冠服》，《中国服装史》里的相关插图便来自这个复印本。后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将《冠服图》拨交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保存，才有了现在《明宫冠服仪仗图》的整理出版。
另外，《明宫冠服仪仗图》中原本有很多插图是缺失的，还是出于方便研究的考虑，编委会将一些相似的图片重复使用作为示意，以期达到“补全”的效果，如“明永乐年冠服图”部分，中宫礼服的九龙四凤冠图不存，将明刊本《大明集礼》中的九龙四凤冠黑白插图补入；中宫礼服皁罗额子图不存，将东宫妃的皁罗额子图补入；中宫礼服翟衣图不存，将东宫妃的翟衣图补入；亲王冕服青衣五章图不存，将东宫冕服玄衣五章补入等等。这些“借用”的图上均有文字说明，研究时一定要留意，因为补图和缺失图之间本身就存在很多细节差异，与相关的文字描述是对不上的。
现在出版的线装本《明宫冠服仪仗图》开本大、定价高，不利于普通研究者购买使用，希望以后能再出一个大众版，将书中的《冠服图》与《大明集礼》分作两卷，缺失的文字可以根据其他典籍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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