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眉剑舞：对于中国古代绘画鉴定的一点思考

古代绘画的年代鉴定大概有三个路数，一是传统的从气韵风格、构图、墨色、笔法特征、运笔的速度重量数量、各种皴法的运用等等纯笔墨的角度观察，这主要是针对山水题材，主要的依据材料是各种传世卷轴绘画，当然，人物画的传统鉴定也倾向于笔墨和开脸的角度；二是从装裱、款记印鉴、纸绢，文献著录考订等技术层面考察，也属传统鉴定方法；第三种则是从服饰建筑器物考古学的角度观察，主要材料是各种考古学层面资料，此类鉴定是建立在五六十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墓葬发掘所累积的大量历代纪年确切服饰、器物、家具、建筑资料以及壁画中的山水花鸟画面等资料，还有近现代中国建筑史的深入研究所建立的基础之上，这些对于人物画、界画的鉴定帮助较大，山水花鸟的材料其实也不少，但是毕竟墓葬绘画多少难以匹敌当时名家水准，所以主要还是提供一些大时代绘画流行的佐证材料。

前两种鉴定方式是主流的鉴定方式，往往也会相互结合。而后一种则不太为传统鉴定所采用，或者说不是首选的鉴定角度，只是辅助手段。学者术业有专攻，大部分只能掌握一两种方法，从一个角度看画面，而对另一种鉴定知之甚少。这样其实造成一个状况就是，持不同鉴定方法的学者，互相看不起，互相觉得对方不科学，甚至相互鄙夷。从不同角度进行鉴定，往往也会得出差之千里的结论。

因为兴趣和能力有限的关系，我以往多偏于从服饰、器物、建筑、家具、构图的角度看画，而对笔墨知之甚少，涉猎不深，所以也没有太多立场进行评判。这次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教授来京，在央美做一场关于书画鉴定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讲座，徐教授主攻山水，虽然是传统角度，但对于我来说反倒是个比较新奇的领域，我想是能够带来不少新知，听后的确有所斩获，获益不少，但也还是产生了一些看法。

用归纳出来的笔法特征、构图方式等，的确可以建立各种年代序列，譬如视角地平的变化、皴法的成熟度、点景方式的变化。但这需要有大量的确切纪年传世绘画的存在为前提，若所依据的材料本身即伪，那归纳出来的序列则不成立。而中国有好几个作假高峰年代，比如明万历之后，在社会财富积累之下形成的对于古代艺术品的巨大需求，造成仿造各大宋元名家风格的作品泛滥于世。当时画工根据归纳出的名家用笔，创作或仿制出大量具有“典型”名家风格的东西，大大地干扰了数百年来对于书画真迹的鉴定。所以书画鉴定往往会有不断推翻前论的情况发生，也许某个鉴定家鉴定了一辈子，最后逐步发现自己以前所依据的理论或者概念都是建立在不靠谱的材料之上，而逐渐推翻自己以前的观点和判断。

这种情况甚至还干扰到了器物家具鉴定，其他领域的学者有时对于传世绘画作品的正确年代或者真伪信息不甚了解，若将其直接作为器物的鉴定辅助材料，很多器型或者家具的存在年代的研究便被大大干扰。我不止一次，或者说经常看到家具研究里面，拿实为明代创作的，或者年代不清的绘画，当做早期家具资料进行排比，而得出一些不严谨的结论。

所以，体会和感受赝品与真迹之间的差异与高下，便成为书画鉴定中一项极为精妙的学问，无数大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美术史的研究其实是在不断进步，许多被误读误判的画逐渐被厘清，古代绘画的年代风格归纳也在往更科学和细致的方向迈步。徐教授提出的许多鉴定理论，倒是挺有见地的，比如“真迹不典型，越晚越典型”，大师本人的手笔，也许不一定存在后世归纳出的其本人的典型特征，而后世作伪时，必然需要堆砌标志性用法，张三需要一张马远的画，那就从包里掏出马远的笔法构图组合成一幅画卖之，也许粗看上去比真马远还马远。另外，徐教授具有日本美术史背景，其将明成化间日僧雪舟来华学画，归国后在日本留下的作品与一些传为早期绘画的浙派作品比对分析，也是很好的切入点。

但是就算以真品为基础，建立了靠谱的笔墨年代序列，实际上还是一种比较模糊和宽泛的序列，一则笔墨运笔本身即是相对主观的特征，难以十分精确和确切地指向一个很小的时间区间，某种笔法或构图的运用，产生、发展、成熟、泛滥、衰落或失传都是发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而不同流派的师承传播，在各个地方维持的时间和发展又不尽相同；艺术创作又带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性，尽管有大的时代特征存在，但还是难以保证某种运笔或构图在某个年代的必然存在或者必然不存在，尤其又有大量赝品，以及复古临摹的干扰。

所以服饰建筑器物的流行，又可以提供另一个角度的标尺，服饰流行变化的速度一直都极其迅速，某一种微妙细微的造型变化，可能只持续数年、数十年，相比于笔法的流行，区间范围可以缩减得更小。第一，前人无法画出后世事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所以一旦出现后世流行，是可以很容易地定出时代上限。第二，时代下限的问题便比较复杂，要视具体情况而论。早期绘画中的人物，写实写流行的比重偏大，宋以后一方面因为累积了大量前代绘画资料，加上社会的古董需求，刻意的复古成为重要的绘画题材，但实际上，后人也无法创作出太细微的某个古时流行，就算复古题材也多少都会留下不少后世痕迹，不管是发型身形还是衣纹服饰，就算服饰不写实，建筑器物中也往往会流露出时代特征，画面物事越多，可以考察的角度就越多。通过画面物事的考古学观察，往往可以将其非常精确地定位到一个很小的时间范畴中。

另外，撇开人物画不论，出土壁画和器物纹饰中，一直都有大量的山水、花鸟题材的屏风画，装饰画，这些具有绝对纪年的画面，对于建立笔墨时代序列应当是有重大价值的，但可惜似乎重视的程度并不高。

近年有些论文，从各种用笔、构图、墨色中反复论证，最后得出某画为后代作品的结论，但是若从服饰建筑的角度，可能几乎几秒钟就能判断出实际年代或者年代范围，比如近年一些终于被拉回明代的作品，但原本似乎可以不用费那么多功夫就能得到更精确的答案。当然，以服饰建筑断代，同样存在难以断后的缺陷，但很多时候，从笔墨和从服饰器物两种不同角度观察，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时，服饰器物应当是可以作为笔墨角度的修正，应当以其为准比较科学。

举个小小的例子，《道子墨宝》比较久以前便已经取得了并非吴道子真迹的共识，但具体是宋是金是元，一直都有争论。《宋画全集》中以其淡墨等笔法，断定为南宋作品，但是观其画面，一水的左衽神仙，大量的瓦楞帽、左衽短袄长袍蒙古男女世俗人物，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排除南宋的可能性。

假设某种笔法确切是南宋所流行，但无法保证入元以后此笔法就彻底失传不用，其时间区间是模糊的，而若画面中出现明显后世并且是北方民族的流行，其时代特征的可靠精确程度，其实应该是在笔法的时代特征之上的。但似乎从未有人从这个角度观察过，依然反复的讨论其用笔到底是北宋还是南宋，最后录入《宋画全集》。

而宋画全集的主编之一私下以笔墨鉴定收藏的一些所谓的五代宋早期绘画，几乎无一真，甚至清代人物都能看做南宋梁楷，万历间版画所流行的仕女造型，被看做是五代宫廷绘画，并且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可见其鉴定方式的失误率之大，当然，这也是比较极端恶劣的例子了。

书画的鉴定是一门很博大的学问，我依然承认，笔墨鉴定是最重要的绘画鉴定方式之一，不同题材的绘画，使用的鉴定方法会有很大差异，各种鉴定方法都有其局限和力所不足的地方。有些画，在观察笔墨之余，若能够结合画面所反映的各种物事进行考古学观察（当然，是以正确的靠谱的考古学角度），我相信能得出更加科学的判断。

借用徐教授的口头禅，“以上是我的讲法，纯属本人偏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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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一个趣事，徐教授是中德混血，中文不错，但偶有不顺。讲座后有人提人物画的鉴定，徐教授坦白自己对此研究不多，以前曾有学生想研究一幅画，一时也想不起来

“就是那个插着花插着针的五个女士，还有两个小狗狗的，叫什么来着？”

“簪花仕女图”

 

又有一学生提问，

“您对于《宋画全集》收录的李公麟孝经图有什么看法，这幅画有许多争议认为是伪作，但书中注解提到您曾在研讨会上发表过不同意见，我没查到相关论文，您可以谈谈吗？”

“oh，是哪个研讨会，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参加？！”